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翻译高志凯:讲大白话但说一不二

2021-01-09 06:05 点击:

  1977年再次被历史推上了政治舞台,“他有紧迫感和危机感,这是我亲身感受到的。当时还在冷战时期,国际局面复杂,中国要从孤立的国际环境中杀出一条血路来,那就是改革开放。”高志凯对环球人物记者说。

  离开外交部多年后,高志凯曾去“文革”时期下放的江西南昌某工厂,在当年站着用锉刀锉螺丝钉的案板前站了很久。“1969年到1973年,他在那里干了3年多,做着最卑微的工作,没有人相信他能复出。而我给他当翻译的时候,却是他最鼎盛的时期。”这种反差让高志凯感慨万千。“他吃过苦,有过磨难,经历过大起大落,才更加珍惜回来的机会,觉得自己时间不多了。他知道中国必须走上一条正确的路,但这条路在哪里,又有多少风险?”

  高志凯也去过复出前,与谈话的地图室。“东、西、北三面墙挂着三幅顶天立地的。从上面看,当时的中国真的是被包围了,美军、苏军,中苏、中蒙边界全是苏联军队。而中国一贫如洗,还在以阶级斗争为纲。”

  时至今日,改革开放对中国的意义已经无需多言。面对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,基辛格有一次对高志凯说,自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,“如果当时出来的不是,而是别的领导人,中国是不是也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局面?”高志凯回答道,是独一无二的。

  站在历史十字路口的,在80年代会见外宾的次数已经很少,他更愿意考虑一些宏观的、影响更深远的事情,比如干部培养,当时同样是个紧迫的问题。“他一再强调干部年轻化、打破终身制,每次见外宾都说这个。当时很多‘文革’时期受冲击的老同志都想出来干,但这样年轻人就起不来。刻意培养年轻人,才有了第一、第二、第三梯队,后来才形成了第二代、第三代领导人,一直影响到今天。”在高志凯看来,当时想要什么职务都可以,但什么都没要。曾对外宾说,我想当(一把手)肯定能当,但多累啊,谁来都得请他们吃饭。

  近距离的观察,让高志凯更深入地体会到改革开放的决策。“我觉得,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拿锉刀一下一下锉出来的。”

  1988年3月8日,高志凯告别翻译室工作,去了他曾经无比向往的联合国。但短短一年后,他就有了新方向。在基辛格的推荐下,他获得了去耶鲁大学读书的机会,4年后获得政治学硕士和法学博士两个学位。1993年,高志凯进入华尔街一家老牌律所做律师,上班第二天就被派到香港,由此迈进资本市场,先为企业提供法律帮助,后来干脆加入了摩根士丹利,彻底转向金融领域,帮企业发行债券、股票,做并购业务。后来,他的工作重心渐渐转向国内,一度担任大型央企的高级副总裁。

  在此期间,他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,也让他有了与国内央企、国企打交道的经历。在他看来,计划经济时代的遗存与痼疾,改革转型带来的漏洞与问题,新旧矛盾交织,令人震惊。很多问题,直到今天也没有完全解决。

  首先是企业结构的问题,层级太多。“几乎所有的央企和国企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:总公司、一级公司、二级公司……基本按照国内的行政规划走。”高志凯服务过的大型国企中,有的下面有300多家公司,分成4层甚至7层。

  其次是权力的集中化,在高志凯看来,这是一切问题的症结。“权力大多集中在各级一把手的手中,没有制衡。每个层级的公司都是一个决策单位,每年的国家预算来了,如何分配往往由一把手自己决定。统一采购、招投标规定都形同虚设,每个环节都有利益交换。负责人可以从弟弟的厂里买椅子,再把原材料卖给外甥。”

  这种情况下,好东西可以当废料卖,次品可以按高价卖。“一些油田打井的钢管,以很便宜的价格卖给关系户,关系户修理一下,再卖回油田,质量无法保障。有央企的海上平台支架,直径两米半的钢管居然能像洋葱一样折断;海底电缆本来应该是全铜的,结果两头是铜,里面不是,放到海里,一不小心就断了,导致整个平台断电,损失巨大。”高志凯认为,这是现在国内安全事故不断的原因之一。

  更有一些管理者,用国家资财牟取私利。“一个地区的总经理想成为集团副总经理。他对我说,如果我能把这个事给他解决了,要黄金有黄金,要外汇有外汇,要房子有房子,他还可以给我安排20个人进来。”对此,高志凯用“惊心动魄”来形容自己的感受。但另一方面,这些高管们也有“苦衷”:“别人都在跑动,他们不跑动也不行,因为领导不是圣人,不往前凑,再有本事也没人垂青。说到底,还是这个系统的问题。”